古代茶事（四）

3、唐代茶政、茶学和茶叶文化的发展

唐代茶业的长足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自身的建设。在隋代或唐代初期以前，茶叶最多只能说的一种地区性的生产或文化。至唐代中期以后，随着共业的发展，茶就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经济、社会文化帮一门独立的学问了。

茶叶作为全国的一种社会经济，除其所具的商品性内容外，主要反映在茶税的课征上。在唐代中期以前，种茶、买卖茶叶，不征收赋税。唐中期以后，由于茶叶生产、贸易发展成为一种和大宗贸易，加上其时安史之乱以后，国库拮据，片收茶叶赋税，由筹措常平仓本钱，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定制。

唐德宗李适接位以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依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仓本钱，这是我国第一次抽收茶税。但未几，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因朱乱，德宗逃奔奉天（今陕西乾县），追悔诏罢茶税。这次税茶，虽主要用于地方筹集常平仓本钱，未入国用，但茶税之巨，给大家一个很深的印象。以后《文献通考.征榷考》所说，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盐铁使张滂以水灾赋税不登，又向德宗秦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得税钱外贮，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以。”德宗从之，再次恢复茶税，并自此成为定制。

贞元时税茶，岁得不过40万贯，但至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以“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禁中起百尺楼，费不胜计”，盐铁使王播又秦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这样，使茶税岁取至少增加到了60万。唐文宗时，王涯为盯，为尽收茶叶之利，大改茶法，自兼榷茶使，推行茶叶专营专卖的榷茶政策。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王涯强令各地“徒民茶树于官场，焚其旧积”，禁止商人与茶农自相交易，增加税率，一时天下大怒，不久，王涯因李训之乱，被腰斩处死，榷茶之制在唐朝才悬花一现，未曾完全贯彻。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崔珙任盐铁使，又再次增加茶税，上行下效，茶商所过州县，也均设重税。他们在水陆交通要道，相效“置邸以收税，谓之地钱”。稍有不满，便“掠夺舟车”，就如上面说的江贼的所为一样，这时私茶越禁越盛，茶叶的商税，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矛盾。这种情况，一直到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裴休任盐铁转运使立茶法十二条，才缓和稳定下来。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裴休的税茶法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是各地设有邸阁者，只准收取邸值（住房堆栈费用），不得再赋商人；二是私三犯都在300斤以上和“长行群旅，”皆论死；三是园户私百斤以上杖脊，三犯加重徭；四是各州县发如有砍伐茶园或伤害茶业者，在任地方官要以纵盐法论罪；五是庐州、寿州和淮南一带，皆加半税。实施裴休这一茶法，茶商、园户都较满意，税额未增，税收倍增，迄到朱温篡唐，税制一直未有多大变化。

茶叶由不税到税，从国用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从一种自在的地方经济，正式被认定和提高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生产或社会经济。

在唐代以前，我国南方一些地方饮茶、种茶的历史虽然已很久远，但是还没有撰刊过一本茶的著作，也就是说，其时茶还没有形成成为一门独立的正式学问。至唐代中期以后，应茶业发展和社会上对茶的知识的需要，出现了陆羽《茶经》等一批茶叶专著，使茶在成为全国性生产和经济的同时，也以独立的崭新的一咱学科和文化，展示于世，彪千古。

茶之有书，是从陆羽著述开始的。陆羽的《茶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书，其问世，不但具有把茶提高为独立的学科这样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开创了我国为茶著书立说的先河，千百年来，后人不断以陆羽《茶经》为楷模，续写一本本《茶经》新篇，使我国传统茶学不断得到了发扬光大。陆羽嗜茶，精于茶道，其关于茶的著作，除《茶经》以外，还有《茶记》三卷、《顾渚山记》二卷和《水品》一本。唐代其他人的茶叶著作，有陆羽挚友皎然的《茶诀》三卷，张又新《煎茶水记》一卷，温庭筠《采茶录》一卷，苏《十六汤品》一卷，佚名《茶苑杂录》一卷，以及裴汶《茶述》、温从云等《补茶事》、五代时毛文锡《茶谱》等共十余种。唐代的这些茶书，或师《茶经》，或从生产和品饮茶叶和不同方面补充《茶经》，建立了我国最早的传统茶学，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唐代茶的实际和知识。这些著作，虽然大都已经散佚，但留存下来的《茶经》等不多的几种著作中，仍然保留了上古许多珍贵的茶史资料，仍然是今天研究唐及其以前茶叶历史的重要根据。

晚唐诗人皮日休在其《茶中杂咏.序》中说：“季以前，称茗饮者，以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啜者无异也。季68始为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以为之备矣。”即是说，在陆羽之前，我国对茶文化的源流、制茶方法、茶具设置、烹饮艺术，都不够重视，饮茶还如同煮茶喝汤一样；在《茶经》面世以后，对茶叶文化、茶叶生产、茶具和品饮艺术，开始重视和日益讲究起来。这也就是说，在唐代艺术，随着我国茶业和茶学的发展，茶叶文化本身，也有一个很大发展。

先以茶具来说，在陆羽《茶经》中，现在所说的茶具称为“茶器”，茶具是在饮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从一般饮具炊器中独立和发展起来的。早期烹饮茶叶的器具，和日常餐具是通用不分的。后来，经济条件较好的一些人家，为了适应经常饮茶的需要，在待客和经常喝茶的地方，专门固定陈设一套，这才形成正式的茶具。唐人饮茶，和六朝时期相仿，一般都用茶碗，如唐人诗句所吟：“或吟诗一章，或饮茶一碗”，“蒙茗玉花尽，越碗荷叶空”。最初吃茶用的碗，也就是平常装饭盛汤用的碗，后来有些人家把几只碗固定和其他茶具虽然形制和质地与其他碗没有区别，但用途开始分开了。之后，一些陶家进一步设计产生出了各种各样不同形制的茶碗或茶瓯来。这一点，已为我国考古发现所证实。据报道，在湖南发掘出土的数以百计一模一样的唐朝茶碗中，有一件在碗内底部，竟特别烧制有“茶碗”两字。很明显，这只碗，就是专门用来作茶碗的，从其时茶还书作“茶”来看，这只碗，又无疑是唐代前期的产品。这说明唐代前期，长江一带虽然饮茶的历史已很久远，但茶碗在发展下还处于只是和普通饭碗分用，而没有在形制上有别于其他用碗的这样一种阶段。

茶具和茶叶的制作、饮用一样，在陆羽之前很不讲究，是经过陆羽《茶经》中点染以后，才普遍重视和讲究起来的。对于茶具的讲究，如杜育《赋》所描述：“水则岷方注，挹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隅（一作瓯）；酌之以匏，取式公刘”，在晋代就有些重视。但是，汇集和比较各地茶具的优劣，设计一套实用完备的茶器，还是始自陆羽。陆羽在《茶经》中，共列了28种烹饮茶叶的器具和设备，除对每种器物分别述说它们的功能和作用外，还对制作的具体用材、尺寸和工艺作了详细的说明。陆羽提出的这套茶具，考虑非常周全。如其存放这套茶具的设施，就根据不同场合，设计了具列和都篮二件。所谓“具列”，也就是竹木制作的用于室内陈列茶具的茶床或茶架；都篮，则是用竹篾编制的存放这套茶具用的篮子。自此以后，如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所说：“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这就是说，陆羽精心设计整理的这套茶具，不仅奠定了我国古代茶具的基础，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茶具生产的发展。唐时有些重要的茶具，还出现了一定的专业生产，并形成了各自的著名产地。如皮日休《茶鼎》诗有诗：“龙舒有良匠，铸此佳样成”；《茶瓯》诗：“邢客与越人，皆能造兹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龙舒，即今安微的舒城，邢客与越人，是指邢窖和越窖。对于这一点，《唐国史补》中也说：“巩具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说明当时陶瓷茶具的生产，不仅如邢、越一类名窖相互斗奇比异，边巩县一类的普通窖主，也想出了搭送陆羽陶像等方法，来参加茶具生产交易的角逐。

唐代茶叶文化的发展，还突出反映在社会上享用茶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会享用，概括说，就是茶叶的价值观，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这里不妨摘引唐人的一些诗句，来略作说明。唐著名诗人元稹，曾写有一首一至七字《茶》诗，其云：“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碗转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这首诗的内容中，除对茶的特点、加工、烹煮、饮用、功效作了全面根据以外，还特别提到爱慕茶叶的“诗客”和“僧家”。应该指出：唐代上到帝王将相，下至乡闾庶民，茶叶之所以成为“比屋之饮”，的确与其时社会上的达官名士、高僧仙道在诗文中的赞颂、倡导是分不开的。在唐以前，茶的诗句，急剧地增加了起来。如唐时著名诗人李白、刘禹锡、白居易、孟浩然等等，无不嗜茶，也无不遗有众多吟哦茶叶的诗句。这些诗文，如吕岩诗句所形容：“通道复通玄，名留四海传”，一方面把茶叶宣传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好的日常生活用品；另一方面，也极大工业开拓和提高了茶叶文化的精神意义。如在礼仪方面，通过鲍君微的《东享茶宴》、王昌龄的《洛阳尉刘宴与府县诸公茶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以及钱起的《过长孙宅与郎上人茶会》等诗，可以清楚地看出，唐时在客坐敬茶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兴起了以茶为集，以茶作宴会以茶设会的集体活动形式。这种形式，如诗僧皎然《晦夜李待御萼宅集招潘述汤衡海上人饮茶赋》所吟：“晦夜不生月，琴轩犹为开；墙东隐者在，淇上逸僧来；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裁；风流高此会，晚景屡裴回。”这实际上是我国或世界茶道的滥觞或雏型。

茶宴、茶集和茶会，已从一般的待客礼仪，演化为以茶会集同人朋友、迎来送往、商讨议事等等有目的、有主题的处事联谊活动。如李嘉祜《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送内弟阎伯均归江州》所说，其茶宴就是为欢送阎均而设的。在这些茶宴或茶的集会上，与会者一方面“茗爱传茶饮”，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