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获得一个正解，就得从产业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看问题

合作社法确实有很多缺陷，这些年被学界理论和业界实践抨击得很厉害 ，这也是促成16年修改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人一票、盈余返还等制度确实定的有些超前。但是从全国人大的角度来说，法律不光是底线，同时也是倡导的价值取向，如果一人一票和盈余返还都不坚持和倡导了，那还叫什么合作社呢，并且我国民商事法律一个重大原则是服从双方合意，在设定这些理想化制度的时候并没有去规定如果违反会怎么样，事实上这便是留给现实情况的灵活空间，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并不认为新法会解决中国农村经营主体的问题。或者说中国现阶段农村没有实现这种联盟的条件，因为大多数“农民”是把种植当作副业的，根本没用联合的利益驱动。先完成资本对土地的集中，让种植成为一个营生，才有基于利益的联合。说到底，还是官僚和体制的问题，农民是最好解决，也是最难解决的，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农民想的都是怎么在自身付出最低的情况下，还能得到最大的利益。但有前提条件就是自身本应有利益不能被剥削。

相对规模化和专业化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从这个角度看你就不会纠结要不要去掉专业两字了；其次合作社的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稳定承包权是一个尊重历史与稳定农村的做法，在农村制度与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提供了生存空间，而又不影响发展；再次，随着农二代农三代成为中坚力量的时代到来，社会契约精神、制度等有了长足的发展，加上工商资本（最好是当地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规范导入，必然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