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家自古有茶缘

在中国文人看来,书画本是一家,善书者多能画,善画者亦多能书，把这两者拆开了说，实在也是一件为难的事情。不过，既然我们讲的是茶画与“文人七事”的特殊关系，那也只好“特事特办”，单来讲讲书法与茶的深缘了。

书法对茶文化的最大贡献，当属为“茶”字的变迁提供了直观的史料。“茶”字在上古时代是写作“荼”的，什么时候减去了这一笔呢？据清代大学者顾炎武的考证是在唐代中期。他凭借的论据是什么？就是书法。他在「日知录」中写道：“按茶舛之茶，与荼苦之荼本是一字，古时未分。……愚游泰山岱岳观览唐碑题名，见大历十四年刻荼药字，贞元十四年刻荼宴字，皆作荼。又李邕娑罗树碑、徐浩不空和尚碑、吴通微楚金禅师碑荼毗字，崔琪灵运禅师碑荼碗字，亦作荼，其时字体尚未变。至会昌元年，柳公权书玄秘塔碑铭、大中九年裴休书圭峰禅师碑茶毗字，俱减此一画，则此字变于中唐以下也。”（见<<唐韵正>>卷四,<<茶下>>）可见，正是文中提到的李邕、徐浩、柳公权等大书法家，在不经意之间为茶文化史解决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唐代的草书大师怀素在其著名的《苦笋帖》中，则放笔直书：“苦笋及茗异常佳”，可见也是一位“超级茶迷”。

唐代的另一位大书法家颜真卿，也是在茶文化发展史上贡献卓著的人物。正是在他任湖州刺史的时候，他发现了陆羽，并鼓励和资助他写出了使其后来荣膺茶圣之名的划时代巨著<<茶经>>。可以说，没有颜真卿这个“伯乐”，陆羽或许就无法安心写作<<茶经>>,那样的话,中国的茶文化史或许就会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宋代的书家大多嗜茶，其中尤以蔡襄为最。他不但担任过福建转运史、直接操办过贡茶事物，而且写出一部重要的茶学专著<<茶录>>,是一位很有造诣的茶学家。此外，苏东 坡、黄庭坚也都是嗜茶如命，写下了不少咏茶的诗篇。说到宋代流传至今的书法名作，我不能不提到赵令※（田旁加寺字）的那件<<赐茶帖>>,那是在1996年春天，我在台北故宫流连于历代书法名作之间，忽然被一件手札吸引住了，其内容是作者对朋友所赠“梨栗”等物表示感谢，并将一饼皇上“恩赐茶”回赠对方的一封书信。其书法的风神、结构乃至用笔，酷似苏东坡。可是在书法史上，这位赵令※先生，却无藉藉之名。后来查了宋史，才找到一段记载：“令※，字德麟，燕懿王玄孙也。早以才敏闻，元佑六年签书颍州公事，时苏轼为守，爱其才，因荐于朝……”由此可见，他的书法酷似东坡，也是渊源有自的。

画家而以书法作品与茶结缘者，仅以我的粗浅见闻，一个是明代花鸟大家徐渭，另一个是清代“扬州八怪”之首金农。前者曾有书作<<煎茶七类>>刻石流传于世,分“人品”、“品泉”、“烹点”、“尝茶”、“茶宜”、“茶侣”及“茶勋”诸项，书风恣肆而险绝；后者则有一幅专论茶艺的隶书中堂传世，本为当代文坛名宿夏衍所珍藏，后捐赠浙江博物馆，始公诸于世。这幅书作是金农的典型书风，用笔方正，拙朴浑厚。其内容涉及卢仝作茶歌，刘松年作茶画，陆羽<<茶经>>论“水品”，最后则感叹“茶未易烹也”，“而真知其味者不多见也。呜呼，安得如玉川子者与之谈斯事哉！”一派“知音难觅”的情怀。由此可以想见，这位金冬心先生确是一个“真知其味”的嗜茶人。